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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个湖北村家庭的十年曾年入万现在厂房空转每天赔6千元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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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我名字叫唐清福,别人叫我做老唐。我看着年轻,但实际上是一名生于19年,有着两个孩子的标准后中年人。11年前,我与家人在被称为“广州湖北村”的上涌村中开办了一家制衣作坊。

   今年4月,我们与村里无数湖北同乡一样,在漫长的隔离后回到了广州,却迎来了三个多月的持续萧条,目前连租金也快缴纳不来了。我想过放弃,但依然在寻找破局的方法,等待曙光到来的那刻。

   我生于重庆万州,因为高考失利,高中毕业后就开始工作。19岁那一年,我来到了广东。头两年,我辗转深圳、东莞等地,因年少轻狂,自身性格又不安分,所以每份工作都干不长,不断换地换厂换工作,过着非常不稳定的日子。

   在游荡了两三年后,我意识到不能这样继续下去。我进了东莞一所制衣厂工作。因为工作压力小,收入不错,再加上对前两年不稳定工作的日子有所反感,所以一做就是六七年。

   在这里,我幸运地认识了在同厂工作的妻子,她是湖北仙桃人。经过我苦苦地追求,三年热恋后,我们在2007年结婚。我也逐渐融入了媳妇家庭之中,学会了仙桃方言,能与天门、仙桃等地的湖北同行无障碍地用家乡话交流,成了半个湖北人。

   媳妇家里一开始不愿意女儿外嫁,非常反对我俩在一起。我岛田车床次去她老家时,准岳父甚至拿出扫把把我往外赶,这件事身边的人都知道,还时不时拿来当笑话回味。我一度十分受挫,但没有放弃,死皮赖脸纠缠下去。最后我岳父妥协了,接受我了。

   孩子出生以后,我们认识到不能一直靠打工抚养孩子。2009年,在儿子1岁多的时候,我们向亲戚朋友借来1万多元作为启动资金。在朋友建议下,我们在广州上涌村租下一房一厅的房子,并盘下了7台车床,一个简单的制衣作坊就这样搭建起来了。

   在最初的几年间,生产的工作基本上都是我、媳妇、丈母娘、小舅子、小姨妹在做。订单时有时没,我们也不敢贸然请人。最辛苦时,我们得熬夜熬24个小时在持续工作。一开始很不适应这种工作量,但对可能失败的恐惧和对事业的追求压下了疲劳。幸好,业绩总体上稳步增加,所以也没特别焦虑。

   熬夜工作并非订单多,而是为了拼命给客户赶工期。对方要求一周完成的活我们五天交货,要求五天的活四天交货,给客户保质保量干活,留下好印象才能有“回头客”。

   说实话,我个人融入湖北人、或者湖北人制衣行业这个圈子,还是经过很多心理冲击,风俗饮食都是小事,主要不适在工作习惯方面。

   例如刚过来时,我特别不习惯上夜班。以前在东莞的制衣厂都是早上8点上班,中午11点下班,休息两个小时后再上班。在上涌村就是从早一直做到深夜。这并非我们从员工转变为老板的缘故-数控车床切刀这边连打工的人都是这样的工作的。所以我真的挺佩服这些湖北人,这些人真的很能吃苦。广州湖北村在十来年间发展得这么快,不是没有道理的。

   我家制衣厂这么多口人,只有一两个客户是满足不了基本开销的。不得已,我在工作之余,还得跑去沙河等服装批发城,挨家挨户递名片找客户,争取每一个新的订单。

   上门递名片的活比在车间工作还要累。因为大部分批发商都有合作制衣厂,有的批发商自己也开了制衣厂。我们这种上门拜访的百分之九十都会遭遇闭门羹,遇到冲动的商家还会被辱骂一番。

   有一次印象特别深刻,我和小舅子进入一家小店递名片时,里面的小妹可能心情不好,突然指着我们放开了骂,说的话非常难听。我小舅子就被她骂哭了,躲进楼梯间里面说我以后再也不来做这种事。我只好安抚他要将心比心,若是我们这样天天被骚扰,脾气也不会好。幸好他振作起来,现在还是继续与我们一起工作。

   每个名片盒有1000张名片,我们派了不知道多少盒之后,终于陆续接到来自沙河、十三行等批发商打来的订单电话,同时通过口碑传播,越来越多客人主动找来。

   我们终于赚取了车床车齿轮桶金。2012年,我们搬到了一所面积200平方米的新厂房,增加了多台新设备,并且开始雇佣工人,买了一台运货的面包车。后来,我第二个孩子出生了,我和爱人满心欢喜,也增加了对事业发展的动力。

   这一时期,上涌的制衣行业、人口不断增多,特别在2012年后,制衣作坊似乎一夜之间挤满了村子里的大街小巷。越来越多天门、仙桃、荆门等湖北乡亲来这里淘金,连我媳妇都觉得这里的仙桃小吃比老家还地道了。

   我们接触的广州本地人不多,早期确实会给外地人眼色看的人,但现在都相处很融洽了。我们迷你车床价格个小作坊的房东是广州上涌村的本地人。那时我们作坊租在他们家下面,他经常来投诉我们深夜操作机器的声音影响了休息,但这区域全部制衣厂都是这样做的,渐渐地他也不干预我们了。

   这些年村子变化非常大。例如村子里的主干道桥南新街,以前还是到处坑坑洼洼的水泥路,到处都是污水垃圾,直到五六年前逐渐铺上了沥青路,村子里的保洁工作越做越好了,村里的治安队强化了巡逻,情况有了明显好转。

   首先是家庭方面,我的大儿子要读小学了。我最开始想在广州给他物色一所学校,避免一家人分隔两地。无奈的是,哪怕上涌村里的小学,也要收取三万一年的赞助费,对我们来说超出能力范围,只好将孩子送回老家读书。

   其次,我们制衣厂迎来高速发展期。有一位专门做欧美外贸单的湖北天门批发商老板,他给了我们稳定而且充足的订单,我们只要完成这个订单就完成全年%业务量。那时候开始,我们整个家庭的年收入突破了万元。

   我还开始接触批发行业,盘下来一间批发铺位经营,但因为分身乏术而半道夭折。

   2016年,我们第二次扩大生产,这次租下一个300平的厂房,也就是现今的作坊。我们总共雇佣了三十多个工人,并提供了宿舍。我也终于能闲下来,思考开展更全面的业务,学习国内外电商平台的运营手法,并在几个知名电商平台上注册“试水”。

   经过这十年发展,我们的制衣厂从一开始的夫妻档,发展为拥有300平的厂房,30多名员工的制衣厂,这在上涌村里属上中游规模了。似乎一切都在向好的方向发展,直到的到来。

   我们本来是照正常的春节安排假期,在武汉封城前十来天短暂回了一趟湖北仙桃后又到了重庆。没几天,湖北各地就陆续宣布“封城”。

   我们焦急万分,但又无能为力。在这期间,我们像得了强迫症一样不断翻手机留意着信息,特别是湖北与广州的情况。我和妻儿身在重庆,其他亲人与员工,以及几乎全部合作伙伴都被困在湖北。我们曾想过直接驱车回广州开工,但听闻众多湖北人被困高速又退缩了。留在广州的同行表示没有任何生意,但同时也不断收到部分市场复工的小道消息。

   最要命的是,在进退两难之际,每月1万5千元的房租没有任何减免。3到5月是本来是旺季,我们却空耗在那儿。我们已经知道今年会是惨淡的一年,但没想到会如此惨淡。目前我们工厂的连同员工工资与租金在内,每月运作成本在18万左右,几乎每天都在严重亏损,基本将这几年来积累下的钱耗尽。

   经历近两个月的封锁,天门、仙桃等地离鄂通道相继开放,我们也终于得到解放,和亲人、员工一起迫不及待地赶回广州。过往服装行业有大约三至四成订单为外贸订单,内销订单接近六成。我家同时供应内销和外贸的订单。复工初期,各地生产链还没恢复,自然什么业务都没有。五月底,在购物节推动下,内销订单有所恢复,但节后又恢复原样。

   至于外贸行情更是惨不忍睹,约%来自欧美、中东等地的外贸订单被取消。我们原来的客户,也因为欧美反复导致的市场不明朗,索性留在湖北不回来了。

   制衣行业也分上中下游,我们代工的仅是整个环节的一节,免除了销售和布料生产的风险,代价是利润非常薄,同时也更容易受到市场大环境的影响。

   目前我们还在生产的仅有两个订单,单价被压得非常低,一张订单大概0件,平均一件利润8元,其中分给工人约5~6元,厂房自己仅能赚2~3元。为此,我和家人也重新投入生产流水线上工作。因为技术已经荒废多年,我甚至得重新学习新车床的操作方式,与员工一起在车间里光膀子干活。

   我们家有一些员工从5年前招进来就几乎没有走过,大部分都是后,有12人左右,都是来自仙桃、天门等地的,其中有4对是夫妻。制衣行业是很平淡的,时间长了,我们和员工都像一家人一样,一起吃饭也一起住宿舍。在过后,目前只剩5名老员工还在了。

   在这几个月,很多普通工人在没生意后就直接走了,甚至很多人改行不从事制衣行业。近几年愿意做制衣工人的人越来越少,年轻人更少,还在村里打工的多是后,这次,让更多的年轻人离开了这个行业。

   普通工人容易一走了之,但我们这些自己开厂的人,想改行却没那么容易了。现在厂房的人特别多,但大家难以找到合适的接手人,甚至在撑不下去的时候,咬牙连同设备一同运回老家,另想办法。

   我们目前面临主要问题有两个:激光切割车床是订单太少,7月在过往一般是淡季,但还是能保持订单周转,而现在我要像创业初期一样,重新出去揽单。第二是运作成本高昂,工人工资和待遇是不能降的,要有符合行情的工薪和提供适合的宿舍,工人们才愿意给你干活。房租又不能减免。

   整个村子来看,还是有一些好的转变,特别是对接国内电商的制衣厂。村里还是以夫妻档或小型作坊为主,夫妻档运营成本一般在每月1万左右,只有我们二十分之一,而现在订单量可能和我们差不多。有部分对接内销电商的小作坊,靠着电商节日,业绩甚至超过去年同期。

   我们也不是看不到电商的好处。过后,我们重新启动了海德堡车床络商店,我自己也和后、00后一起报班学习电商运营课程,了解国外电商平台热销款式,练习起半吊子的英语,并铜香炉车床做供应商的可能性。

   入不敷出,甚至没有支付房租能力,我一度心生退意,曾瞒着自家员工,悄悄贴出了的告示,但告示被雨淋烂仍无人问津。

   看着奋斗十来年建立起的制衣厂,看着跟随自己工作的员工,看着信任我的家人,我没有办法,只能继续透支自己。为了家人,为了员工,也为了自己事业,我什么都愿意去做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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